中国时报社论判命道歉 能够回复名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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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9-12-03

 中国时报8日社论:民法规定名誉权受侵害者得向法院请求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司法院做出释字六五六号解释,大法官认为所谓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如属「以判决命加害人公开道歉,而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损及人性尊严之情事者」,即不牴触宪法对不表意自由的保障。 

 此项释宪种因于近十年前《新新闻》刊出〈嘿嘿嘿〉报导,经吕秀莲前副总统以其不实,损害名誉,诉请赔偿,获判应由《新新闻》于四报刊登道歉声明及判决主文暨理由定谳。《新新闻》乃声请大法官解释民法容许法院判命登报道歉为违宪。当年轰动社会的政治诉讼案件,今已事过境迁;遗留的宪法问题,则因声请释宪而依旧余波蕩漾。 

 法院判命侵害名誉的加害人登报道歉,向来司空见惯。现在能在释宪的殿堂内,就法院判命登报道歉如何始符宪法要求,正反俱呈,仔细推敲权衡,乃是法治进展中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一例。本案中超过半数的大法官提出协同或不同意见,引起的思辩迴响,不同于一般。 

 本案解释并未认定法院判命登报道歉当然违宪,但是强调应该避免强制加害人做出「自我羞辱或损及人性尊严的道歉。」解释理由中指出,法院应先考虑由加害人付费,刊登澄清事实声明、被害人判决胜诉启事或将判决书内容登报等等途径,如果认为还是不足以回复被害人名誉时,法院判命加害人公开道歉,才算是必要手段。大法官是在提醒法院,登报道歉作为回复名誉的手段,未必理所当然,法院必须仔细权衡情节轻重,优先考虑其他的救济方法;要将登报道歉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手段,才符合宪法同时保障名誉权与不表意自由的意旨。大法官发人所未见,势必为日后法院处理侵犯名誉的民事诉讼案件注入新的宪法视角! 

 此案有八位大法官提出个人意见,固然针锋相对,呈现了多元的司法思考;但也精采纷陈,多少弥补了此项宪法解释因为共识範围有限以致射程不足的遗憾。八位其实可以分为四组而各有强调。审判出身的徐璧湖、池启明大法官担心如此解释是对法院越界下指导棋;其实如果法官判命刊登道歉启事时,都能本于宪法考量名誉权与不表意自由如何兼顾,并在判决书内交待理由,声请释宪自会显得多余。林子仪与许玉秀大法官,则对多数同僚不肯正面交待民事与刑事是否应在相同基础上思考宪法问题,不以为然,林大法官详细分析此中应有的拿捏,特别指出被害者是一般人或是政治人物、涉及公共利益的程度等等,均可左右赔偿责任的归属。他的见解,很可作为未来法院判案的引据。 

 本案的核心争点,还是在于法院判命道歉的适宪性。许宗力与李震山大法官高度质疑道歉处分,认为道歉几乎必然招致自我羞辱,伤及尊严;陈新民与陈春生大法官则是卫护道歉处分,以为即使加害人不是诚心道歉,也可安慰被害人。双方各有坚持,也都言之成理。双方均从「同理心」出发,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日本最高法院在类似案例中讨论良心自由的问题,李震山大法官却在协同意见书中透露了必须割爱的无奈,均可见此中价值取捨之艰难。 

 可喜的是,大法官们就事论事,更像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切磋,完全超越政党政治立场的可能指涉,允为公共议题讨论的範例。 

 公开道歉,是自愿和解的条件,还是判决强制表达的内容,不能相提并论。法院判命登报道歉,离不开社会生活冲突里面难解的人性习题,也才如此扣人心弦。道歉是忏悔还是羞辱?不肯道歉是拒绝忏悔还是拒绝羞辱?为何强制加害者忏悔?是否受害者才有资格宽恕?都值得一问。以羞辱作为救济手段,是要加害者亲身体会受害者的伤害;用宽恕做为救济的昇华,则是在学习放弃报复以为超越性的示範。这类难题,其实并不只在《新新闻》与吕秀莲身上出现,二二八事件、范兰钦事件、庄国荣事件、南京屠杀事件…都有,谁该道歉?对被害者是否真有同理心?不依不饶究竟要到什幺程度?希望大法官们认真严肃的思辩,能对台湾进行社会和解提供一些理性的启示!